7月的一天，机床行业老专家梁训瑄梁老急电找我。说的是武汉机床厂国有资产被贱卖给外资一事，建议我们报纸介入调查。梁老当即给我相关资料及知情人联系方式，并表达了他的鲜明观点：不该卖，在机床制造产业链条上具战略意义；卖亏了，国有资产不能如此贱卖。      媒体的职责令我们立即投入调查。第一轮包括：首席记者等在京调查，与企业相关管理者约谈，与机床行业老专家访谈，并与企业高层管理者、律师深谈。      一般对于类似案例的调查，为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和公正性，我们要求记者必须做到三方（原告、被告、上级单位）调查取证，所以我们将经第一轮调查写成的内参清样，传给了武汉市相关政府部门，以核对事实，征求意见。      很快得到市国资委的回音，希望记者能到实地采访，获得更多的真相。好，我们即刻派出了由新闻一部副主任带队的专题小组赴汉，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第二轮采访，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，而且是从争论的双方得到最为重要的佐证资料。除了外方当事人，我们的记者访问了所有可访问的线索，有完整的录音和笔记。      专题采访组回京后，做了口头与文字的汇报，有大量的第一手材料，使我们对整个事件的把握更有底气了。在此，试作概述：      武汉机床厂是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骨干国企，十八罗汉之一，国内最为专业的工、刃具制造企业，行业归口所设在厂内。在专业领域内应该说，在机床制造的产业链条上，这个厂具有一定的战略唯一性。      2005年，企业国有股出售给外资（美籍华人）。出售中存在问题，比如“狸猫换太子”：先前谈判考察的对手，在临签字时，硬是由一家综合的公司换成纯贸易型的附属于前者的公司；又如“空手套白狼”：一个资产总额1.2亿元、净资产9895万余元、同时享有搬迁土地应收款8490万元的企业，被国资部门以75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外资。而外商不过是开出空头支票，承诺注资和引进技术等，但至今仍未一一兑现。据该厂职工反应并举证，两年下来，“其实际投资额是负的106.2607万美元”。也就是说，外商不仅如愿以偿白白拿到武汉机床厂全部国有股权及其他收益，而且里外里还多拿走了企业利润以外的上百万美元。      这件事因为一个偶然机缘被披露出来，其中该企业原来一位主要管理者、也是现任总经理起了重要作用，他自今年较早时候便开始向上反映问题，梁老也是因此而了解此事的。外商在知晓后，即撤销了他的职务，令矛盾进一步发展。该厂职工旋即在企业内开始了停止工作、要求了解真相、拒绝外商老板进厂、以及主张自己合法权益的行动，两天之后，企业恢复生产，但与外方对立情势仍不见缓转。直至武汉市相关部门工作组进厂，才使企业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秩序。      在我们专题小组结束采访由武汉回京的第二天，武汉方面的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跟着也到了北京，下飞机后直奔报社。我们当即进行了座谈，两个多小时的交流，给我留下的印象是，没有兴趣讨论具体事实，没有愿望回顾出售国企过程，甚至不愿探讨职工为何群起而说不。他们只是详述了自己处理和平息此事的情况，在谈话中回避了国资利益、产业态势、企业得失、职工权益。同时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意思，即这个企业卖得一点不错，甚至很好。至于企业原主要负责人有错，他出尔反尔；企业职工有错，不安分守己；外商老板也有错，该出手时不出手，早该把那告状的高管给办了。唯有国资国投没有错，一切照章办事，除了当初合同中有点儿“瑕疵”外。      我们随后着手第三轮调研。将采集到的有价值一手材料，整理印发给选定的专家，并拟出若干关键节点的问题，征询权威答案。然后我们召开了一个专题研讨会与会专家来自发改委、国资委、社科院、体改所、机械联、及法律界专业人士，在会上对武汉机床厂的引资改制一案，进行了充分而客观的分析评价。之后，报社据此做出了今年第4期内参，于8月9日印发，题为：从武汉机床厂的出售看国企改制中的漏洞。      我们内参印发后不久，新华社记者介入调查，据悉亦采写出内参一份上报。10月底，总部在北京的《经济观察报》记者写出了题为“武汉机床厂戏剧性改制遭遇跨境调查”的报道，终于令此事“曝光”。      我们终于又“起个大早，赶了个晚集”，至今仍未在工业报公开报道此事，个中缘由恕不一一道来。但令我更感挫折的不仅于此。首先，让人脊背发凉的是，一个武机卖得分文不取，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武机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唯一的一个，成千上万的国企若这样卖法，谁来支付其成本，谁来承受其代价；其次，让人百思不解的是，国资流失国企贱卖，而法律不能做为，因为没有原告，国资授权管理部门决不会告诉自己；第三，更令人郁闷的是，行政上判断此类事件的标准，不在于它卖了多少钱，买得值与不值，甚至卖没卖钱，零出售也没关系，关键在于程序是否正确。事实上，程序的执行过程中存在很多可以模糊处理的地方，甚至可做其他解释。于是我们只有祈祷相关部门相关管理者的使命感与责任心了。第四，据报载“调查组目前已将调查重点从国内转向国外，有望在11月12日前公布正式的调查结果”，迄今我们没有从任何正式渠道得知“海外调查”结果，但我个人认为，一个完全发生在国内的股权受让案子，居然将调查搞到美国，令我实在佩服相关部门的想像力和工作热情。而即便外方在美国实力超群，又如何改变它两年来在这起并购案中几乎一毛未拔的事实呢，这样的“跨境调查”简直是在试探我们智商的底线——真把人当傻子了！      两年前，几乎与武汉机床厂出售同时，有一本名为《世纪大拍卖》的书面世，这是由英国《金融时报》记者克里斯蒂娅.弗里兰在长驻莫斯科之后，于2004年写就的“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”，关于新寡头和红色贵族以及青年改革派打造的一段苏俄当代史。该书译者张春霖称“从邻居的不幸中学习”，而我在2007年这个不平静的夏天读完此书后，真的有心惊肉跳之感。几乎所有单个的故事，都能在我们的经历中找到相同版本，只不过我们没有苏俄那样集中和剧烈，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。      这本书的封底印有吴敬琏的一段话：“一部分人（包括我自己）曾经天真地认为，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。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，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……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，会出现岔道和弯路。”      吴敬琏的老师、被誉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先驱者顾准先生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，极左盛行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日子里，不顾戴“罪”之身，执著探索而风标特立，从希腊城邦制度研究入手，寻找中国未来道路和现实问题之解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设问：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，胜利了，可是“娜拉走后怎样”？      文革之后，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，三十年即有沧海桑田之变，其波澜壮阔的实践，给出了“娜拉走后”的答案——搞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。但当我们碰触到那么多转型中的问题时，当我们面对不顾一切地、不计成本地为转型而转型的诸多现象时，便又一次地陷入顾准先生当年的问题中。只不过30年后的问题变成了：娜拉的女儿怎么办？一个下一代的问题。吴敬琏先生说“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”，我想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分辨其好坏，而且能真正建设和享有好的市场经济。